一秒钟

近日，张艺谋执导的新作《一秒钟》已于中国大陆院线上映。

作为近两年以来国内影迷最期待，但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电影之一，《一秒钟》上映三天以来获得了5800多万的票房成绩，豆瓣评分则维持在7.9分（数据均截止至29日17时）。

2019年，《一秒钟》与王小帅执导的《地久天长》、香港导演曾国祥执导的《少年的你》三部中国电影会师欧洲三大电影节中最具政治性的柏林电影节。

《一秒钟》最终因“技术原因”宣布撤出主竞赛放映，引发了国内外一片不满之声，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比诺什更在闭幕式宣读信件表示，“我们需要艺术家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与情感，电影中的一秒钟可以促使我们生活与思想真正的转变，电影艺术就是如此。

”有趣的是，上述三部电影无意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政治和社会影像序列，也彰显出中国导演在题材、手法上的代际区分：《一秒钟》代表中国第五代导演对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地久天长》以第六代的眼光审视90年代所有制改革，而《少年的你》则代表更新一代年轻导演对新世纪以来大陆高考制度下校园霸凌等社会问题的探讨和关注。

广义上说，三部电影都从个人化的切入点进行了后冷战历史书写，将历史信息深埋在社会和政治的大背景之中，其中又以《一秒钟》最为含蓄、动人和平衡。

应该说，这部作品不仅是张艺谋多年以来最成熟、完整的一部电影作品，也是第五代导演集体多年以来技法上最纯熟、内容上最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之一。

《一秒钟》全片围绕一种介质（胶片，film）和一个空间（电影院，cinema）展开，二者恰好显示出前数码时代电影的两种显著的向度。

在本片中，电影所具有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和审美层面，而是直接对应为两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其一，对电影实体，即剪切、重组和剥夺的权力。

实际上，对胶片的剪切和剥夺从来都是权力的一种直接体现，比如在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名作《天堂电影院》（_Nuovo Cinema Paradiso_, 1988）里，所有的接吻镜头都被从成片里去掉，放映员艾佛特成为了当时意大利南部审查制度的实际执行者。

在影片结尾，多多收到了艾佛特留给他的一件珍贵礼物——所有接吻镜头的组接——这份礼物串联起整个影片的主要情节，不仅是一份珍贵的童年回忆，也是一份失落的爱情，更是一份失落的电影文化记忆。

从这个角度上说，《一秒钟》正是张艺谋版《天堂电影院》：范电影（范伟饰）同样将珍贵的两帧胶片截取下来送给张九声（张译饰），而这张胶片最终又被二分场的暴力机构保卫科剥夺。

有趣的是，如本文开头所说，电影《一秒钟》本身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张九声逃出劳改农场的真正原因被抹除），只不过被剥夺的不再是实体的胶片，而是虚拟的像素。

更耐人寻味的是影片的结尾（“两年后”）本身也是技术审查后添加的，与其说它是正片的结尾，不如称之为一段真正的“新闻简报”：张九声被平反，新的政策弥补了之前的过失。

《一秒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部“元电影”：关于电影的电影，关于剪切的剪切，关于结尾的结尾，虽然这一切也许并非完全出于创作者本意。

其二，对电影放映的权力。

二分场里，实际的基层政治组织是没有被呈现的，作为当地文化和娱乐权力掌控者的范电影几乎成为了最重要的权力行使者：居民对他毕恭毕敬，吃饭要单独让出一张桌子；给范电影的面会多加两勺油辣子，因为他可以给留一个好座位。

范电影几乎可以动员二分场全部群众力量，在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完成抢救胶片的工作，尽管我们知道在这个事件当中，范电影在对事故责任的叙说中极其明显地推卸责任，为的是保住他的放映员位置——一种特权。

这里，关于权力的荒诞和悖反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范电影控制着当地的文化命脉，紧张的冲洗、蒸馏（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张艺谋的另一部作品《活着》中大炼钢铁的场景）、擦拭、吹干的整个流程，表面上看颂扬了革命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无非是对一个“人祸”的补救，每个人都在替一个错误买单，而这个错误最终还被转嫁了，真正应该被追究责任的人始终把持着权力（不仅如此，革命群众为了保住自己可以看电影的“小特权”，也罔顾事实牺牲了杨河）。

随后我们发现，范电影也并非全然无所顾及，其对保卫科和对张九声的毕恭毕敬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对暴力的臣服。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不存在公正和法律的小世界，以暴力为终极形式的权力主宰着人们的行为。

当然，《一秒钟》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也在于，它并没有单纯地对范电影的自私和利己进行批判，而是试图将其处理成一个始终站在道德灰色地带，且其自利行为本身也有苦衷的个体——儿子因为幼年时的一场事故烧坏了脑子，范电影的种种作为都并非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为了养活儿子；他从来无意“整人”，但为求自保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影片的复杂和暧昧有赖于整体情绪的克制，相比类似题材完全倚仗甚至过分信任演员的《归来》（2014），《一秒钟》极少让情绪泛滥，而是在表演、编剧、剪辑各个层面点到即止，从而留出了更广阔的空间和余味。

影片复杂性还体现在其对中国式影院观影双重性的讨论：一种是作为审美与社会仪式，一种是作为政治宣传教育手段。

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近乎矛盾的创作心态，使得片中每一个观影情境都开始具有了双重的意涵，于是也制造出一种复杂的观影感受：一方面，我们很容易辨别出张艺谋本人对其最初的电影认知、对大礼堂观影仪式感和集体主义氛围的怀旧和认同。

在片中一个重要段落里，张艺谋将之诉诸于三重共情：第一和第二重是张九声和刘闺女看到《英雄儿女》中王芳认父的段落，勾起两个人对于亲人的回忆；第三重是保卫科众人泪流满面，摄影机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些脸孔，尽管他们在影片中充当真正的“反派”和“坏分子”，但在“英雄儿女”或银幕力量的感召下，他们还是激动地流泪，表明在银幕前（魔盒里）人人平等。

或许，在此之外还有第四重共情，即观看电影的我们对银幕内外三组人不同境遇、相同反应的共情，由此在两块银幕、三个空间里建立起更具纵深的情感纽带，而是否能够建立起来这种纽带，当然也是因人而异了。

另一方面，影片还承载了对电影政治和宣传功能、文化产品匮乏状况（“狗日的能看一夜”）的重现。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影像崇拜同时也伴随着高度的政治认同，一切仪式（观影前小心翼翼地运送胶片、放映前的自发投影、观影时的集体注目、高潮段落的主题曲大合唱、银幕背后的反向观看）都将我们引向一个政治狂热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影片还特别提示我们，二分场民众想要观看的不是1952年上映的老片《南征北战》，而是文革开始前两年制作出来的《英雄儿女》。

彼时文革尚未平息，西北劳改农场内部状况尚还无人知晓，哪怕在附近的地方，消息似乎也完全被地理和通信上的限制所隔绝——片中保卫科崔干事台词不多，却说出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农场的同志们是不是应该请我们吃一顿羊肉泡馍？

”正因有着类似种种细节，我们断定，胶片虽被埋入沙漠不见踪迹，但《一秒钟》并没有埋没历史。

它显然作出了一次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尝试：如何记住电影，又如何用电影记住历史。

影片结尾，张九声向刘闺女（刘浩存饰）的方向回望，后者手中旋转灯罩，阳光穿过胶片，恰似电影正在放映，前者则在风吹过沙漠形成的条条纵向褶皱的背景上被驱赶着向前行进（让人想起《鲸鱼马戏团》中相似的段落）。

二人似乎恰好拆解了电影（movie）作为现代艺术的起始和原点——1872年英国人爱德华·慕布里奇拍摄的24格跑马。

或许，《一秒钟》还不足以被称为“24格的真理”，不过，它无疑给了我们珍贵的双重启示：一次对中国现代历史的驻足回望，一次对已经死去的胶片电影（film）的驻足和回望。

说起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间感觉颇有些不同，比如《子夜》和《日出》，倾向于一种抽象寓言，而《时间开始了》则开启了新的时间刻度，在这之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让历史中的时间显得前所未有地精确有力。

再往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时间感觉也很不同，比如80年代被描述为“大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单位”和“黄金时代”，而新世纪以来的青春体验则是“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的“小时代”。

时间感觉的不断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宏大到渺小——构成了书写现代体验的重要标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秒钟》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讲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体验，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这个问题因为太抽象，所以不容易被察觉，大家主要关心的还是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伤痕，怎样删减。

整个故事围绕电影和胶片展开，上映之前张艺谋就说了，这是献给“所有爱电影的人”的“电影情书”。

坐下来一看，不愧是国师，范电影组织人民群众抢救胶片、电影院里全场合唱《英雄赞歌》、戏里戏外呼应对照的高潮戏拍得十分到位，光、影、幕、人相映成趣。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爱电影的情怀和历史创伤之间的裂隙似乎并不能轻易合体，所以毛尖戏称国师牌伤痕为“刮痕文艺”，谓之伤痕不足，情怀有余，刮一刮嘛点到为止。

说起点到为止，《一秒钟》也颇为委屈，因为“技术原因”屡次电影节撤档，审片过程中又不断修改，最终能上映就已经留下了时代的眼泪。

劳改犯张九声的女儿为摆脱他的影响，获得先进，在面粉店争扛麻袋，意外被车撞死了，最后只留下新闻简报中的一秒钟镜头。

张九声冒死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看电影，就是为了这一秒钟。

根据张艺谋的采访，这一段就掐了没播。

不仅如此，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三个人的家庭和过去都尽量略去不表了，于是影片中人和时代的矛盾就被弱化为了人和事的冲突。

学生说，好气哦，泪点都被删掉了。

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是现实的原因让我们的历史题材总是教化大于批判，最后就只好反思不够，情怀来凑。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觉得影片深度不够，原因只在于删减吗？

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有删减，所以只好情怀，而是删减与情怀本就是历史创伤的一体两面。

一边是抽象的历史创伤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此触发不可抗拒的超越个人的痛苦；另一边则是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感召之下，对理想自我和理想未来充满期许：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后文革时代回顾历史时必须面对的复杂命题。

于是我们看到“发疯”成了典型的“文革后遗症”， 从《泪痕》（1979）中装疯以自保的孔妮娜，到《花园街五号》（1984）中真疯的被锁在房间里的市长儿子，再到《村戏》（2017）里从英雄走向精神病院的奎疯子，文革的幽灵始终以疯癫的形式存在。

疯癫是个体对无法自洽的现实逻辑的回避，因此，只有讲清楚了如何发疯，才能同时讲清楚历史的激情和裂痕。

反过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张艺谋上一部文革题材作品《归来》（2014），在面对历史时显得如此无力。

《归来》一边把“文革后遗症”讲述为“失忆”，一边又将唤起记忆讲述为一种爱的温情。

但观众都知道，真正能刺激并启发冯婉瑜找回记忆的昨日重现，其实是痛苦的别离，而不是温馨的重逢。

既要批判，又要温馨，或许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的进步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刚好的尺度。

在三个破碎的家庭里各取一人，让他们命运交汇，让无意义催生意义，而不是强行赋予意义。

同时，也不再强行缝合破碎的家庭。

假设没有那个两年后的结尾，故事就在沙漠中戛然而止，刘闺女以为帮张九声捡起了东西，但胶片已在风中逐渐被掩埋。

这或许比《归来》的温情，比《闯入者》（2014）的暧昧不明要好很多。

当然，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删减审查之后的电影还是原来“那部”电影吗，还值得看吗？

虽然《一秒钟》号称致敬电影，但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中的“爱电影”。

无论是范电影、刘闺女还是张九声，恐怕没有一个人真正热爱电影，即使是积极抢救胶片、看了许多遍仍然生怕错过一秒的观众们，也很难说他们热爱的是电影本身。

看电影和爱电影未必是一回事。

真正触动我的只能是“电影”自身的复杂性。

影片中涉及到电影放映的部分总会出现双重景框和多重凝视。

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也呼之欲出：礼堂银幕上女儿在争扛面粉争当先进，银幕下劳改犯爸爸大战保卫科；张九声和刘闺女被捆在一起，银幕上是《英雄儿女》中王芳找到了父亲。

不仅如此，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正是被删减的、被改动的与此时此刻的影片，共同构成了“那部”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公映版不值一看这种说法。

与其把没有看到的当做遗憾，不妨把缺失看作一种“失忆”。

张九声没有在电影中说出女儿的死，仿佛一个失忆的父亲，永远追逐着22号新闻。

应该说，张九声的女儿死或者不死都不能改变故事的悲剧性。

假设女儿没死，生活对张九声来说也不会更轻松。

如果觉得越惨痛的才是越感人的，那我们可能仍然还陷在情感主义中不可自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一秒钟》的成功是有限的成功。

一方面，它把《归来》中三段冗长的时间压缩为了一段（如果不考虑结尾的话），只讲一件小事，不再既要又要。

回到开头的时间感觉问题，这种后退一步，只展示一个历史切片的拍法，是更贴近当下的时间体验，反而展现了一种力量。

但另一边，在聚焦“一秒钟”的同时也丢失了对历史的追问，“一秒钟”到最后只能是张九声的自我救赎。

对这部电影，对这一系列电影真正的不满足大概也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不回答历史的疑问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向历史提问了。

有时候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就好比有时候没有拍什么，或许比拍了什么更加重要。

文本已发表于《北青艺评》，发表时有删改

这或许是一部“元中国电影”。

影片的外部事实——撤档，审查，重拍，再撤档，可见的审查让故事的动机变得模糊暧昧，也让对文革的叙述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

所有的人都像是受害者，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真名，人们的遭遇又和文革毫无关系。

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被扁平化的布景在“调度”（mise-en-scene）一词原本的词义——“舞台上所有的一切”的意义上，竭力向观众提示着故事的时间。

架空的历史舞台必须要有一个附着点来宣告结束或开始，补拍的结尾只不过是再次确认了1978年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永恒开端，这个以恢复高考和刘闺女重新性别化所标记的常新的历史时间，也就把故事封印这一节点之前的时间流沙之下。

电影作为记忆装置的另一面是失忆装置。

影片故事所遵循的路径，一方面似乎是新时期之初第四代惯常叙述的微妙变奏。

在第四代那里，人祸被替换为天灾，泥石流或洪水，某种突然降下的灾厄，而在《一秒钟》里，人的苦难则是日常事件的偶然叠加，打架斗殴，父母离婚，意外车祸等等，是人行为的失范，劳改犯和失去父母孩子的相遇不过是一个倒霉鬼遇到另一个倒霉鬼的故事。

另一方面，它又延续着张艺谋《归来》中所倚赖的遗忘政治，《归来》将人的名字和文革的历史彻底遗忘，《一秒钟》里则是直接冲着电影胶片这一历史记忆的物质基础设施而去。

影片没有提出在控诉什么在控诉谁的问题，却《一秒钟》通过电影给了一个媒介答案，胶片影像作为女儿唯一的留存，也成了克拉考尔说的“历史的孤注一掷的赌博”。

导演的预设是，历史的可写性在于电影，而《一秒钟》的可写性则在于作为集体记忆的电影。

在审查悬停了一切和直接性对话的时刻，导演意图用作为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电影召唤出那个时代本身，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故事背板。

但问题是，在这部因爱之名的电影中，有哪怕一个人是真的爱电影的吗？

人们都另有所图，看女儿，做灯罩，讨饭吃，至于那些能看一整晚电影的“狗日的”人群，很难说他们对电影的狂热究竟出于爱，还是绝对的匮乏。

当然，在另一个完全非历史化的逻辑中，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非电影”，是政治的结果，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功能的失效，变成一堆烂肠子，人为搭建的大循环，遮光护眼的家伙。

只有电影或者是胶片才是值得信任的，是最应该被珍视的东西，也处于不断被各种人的抢夺之中，就像抢夺语词和记忆。

胶片的反面是人，胶片失效是由于人的愚昧，人之恶又替换了权力之恶。

与整部电影克制的视觉再现相比，只有洗涤胶片的场景充满了情感热度。

女儿的影像固滞在影像之中，但她更是被凝固在新闻简报片的政治琥珀里。

那么清洗胶片就不是再对历史的复现，而是剪裁——将一个人置身的环境全部裁掉，降解为一个人一秒钟里的动作重复。

既然琥珀的晶体可以被清除，被琥珀囚禁的人又何尝不可被遗忘被舍弃？

银幕之后，上映之前，已经给刘闺女预留了女儿的位置。

谈论历史的方式就是不谈论它，你画我猜的游戏，最终把游戏本身也画入了谜语之中。

影片结尾是谜语和电影的一次自反，即——中国电影作为非历史的历史。

那张遗落在荒漠中的胶片，一个无法长大成人的女儿的影像在客观世界的唯一实存，似乎在此刻必然地指示着真切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中国电影的宿命。

头破血流的无名男人反复奔突在风沙之中，此番则是被人们拖拽着离开，他不再是30年前银幕上被天与地挤压到五分之一处的黑点，而是那些众多无法与遗忘对抗，留不下脚印的人的一个。

背对前路，面朝荒漠，他像不像悬停在废墟之上，被热风扇动了翅膀的新天使？

热风不可抗拒，那个更大的不可说的力量，把人从一个历史的现场拖拽进另一个。

也正是这个力量造成了曾经作为第五代集体精神现象表征的黄土地在此刻的荒漠化，让历史彻底呈现为无根的，移动不居的沙丘。

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参与了创作，共同完成了电影关于电影本身的讲述——是审查使得电影只能以抽空历史的方式才能描述历史，正如影片中本应属于胶片的位置，被用来包胶片的报纸的空洞所占据，而胶片承载的历史与记忆遗落在沙海之中。

维系着这段想象性的父女关系，维系着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想象的，也正是这份一再错付的虚空。

问题随之而来：这样的讲述无疑又预设了一个真切而可说的历史，但中国电影何曾真正地言说过文革呢？

那么，是创作给审查预先留了位置吗？

还是创作本身就充满了问题？

所知的事实是，人们时常以记忆的名义去忘却，忘川之上忘言的人们，行走同时躬身扫去自己的脚印。

钓鱼城全国大学生影评大赛“微光”影评人单元一等奖摘要：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的影片，张艺谋《一秒钟》围绕“看电影”这一主题，极简主义地讲述了一个上个世纪70年代的回忆叙事。

而在影片中，作为媒介的“电影”的出现架构起了人物的情感与影片冲突——张译饰演的张九声从劳改营中逃出，只为看一眼自己的女儿。

本文将从作为媒介的“电影”入手，对《一秒钟》的人物塑造，文本隐喻进行分析，并在最后通过影像自反性将这种其建构为一种多重时间。

关键词：《一秒钟》，主题，媒介，隐喻分析一.重构“第五代”的狂欢节之夜——电影的“灵光”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电影，摄影等“新艺术”的机械复制特性令传统艺术品独一无二的“灵光”消失。

然而有趣的是，在《一秒钟》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这样的“灵光”，因为当本雅明提及“灵光消逝”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欧洲的文化传统发生断裂的现代性，而在《一秒钟》的世界中，现代性没有到来，国家话语与传统的生存状态的共同存在确保了人类与大地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时代，虽然仅有几部电影来回播放，却始终被表述为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影片播放完毕之后，胶片不会被保留，而是去到另外一个“分场”——令人想起巡回展览的美术作品。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五代导演”不同寻常地赶上了两种浪潮——早年的插队，上山下乡经历，以及80年代的“思想热”。

二者构成了一种文化焦虑，从《红高粱》冲击柏林电影节以来，寻根与文化焦虑构成了张艺谋创作的驱力之一。

而在《一秒钟》中，张艺谋希望在当代影像的数字化，碎片化之中重构一个怀旧的乌托邦，从而完成自传式的书写。

《一秒钟》之中的电影以狂欢节的形式降临，“看电影”中断了高度实用主义的集体劳作。

如同中世纪神权禁欲主义之下的狂欢节或者古希腊的酒神仪式，在影片中，剧场是一个汇聚神圣与亵渎的社交空间，人们的私人恩怨，以及暴力行为通过混乱得到默许，在银幕上的战争影片则表现着律法“不可杀人”之外的例外状态。

但“电影”本身真的在《一秒钟》中失去吸引力了吗？

并非如此，张艺谋将这种吸引力导向原初，而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场景：银幕挂起来的时，人们爆发出了掌声，并将手中的凳子，锅碗瓢盆向银幕举起，动物（鸡）则在剧场中飞来飞去。

与此同时，一个对应的镜头是张九声位于银幕之后，凝视着出现在幕布上的影子。

在狂欢节中，往往会发生倒错，而张艺谋在影片中呈现了银幕关系之间的倒错——台下的观众成为表演者，幕后反而成为了观众席，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出现在银幕之中，消解了以“高大全”为特征的主流叙事——电影的吸引力被引向原初，在这场四个月一次的狂欢节之夜中，他们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

而幕布的背面发生了什么？

如同“驴肠子”般破损的胶片在蒸馏水与徐徐微风之中重新恢复独一无二的神性。

蒸馏水的圣化过程连结了火，水，大地。

《英雄儿女》的拷贝在四元素之中复活，与“粗俗”的原初的影像吸引力形成对抗，这里，粗俗/圣洁在舞台前后被幕布隔开，幕布充当了耶利哥之墙。

二. 招魂者与受洗者——范电影和张九声的人物形象

在《一秒钟》中，媒介通过构建人物关系的方式推动叙事。

范伟饰演的放映员“范电影”取代了镇长以及“保卫科”，成为符号系统之中的大他者。

只要他做出决定，总是不会缺乏各式各样的追随者将其合法化，他的大男子主义令人不适，而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来自于对放映机的掌控。

《一秒钟》的胶片放映机是一个混合了未来性与神秘性的召灵器。

在他稳住张九声，等待保卫科到来之时，他向张九声，也向观众展现了这台机器的各种功能：包括复制，剪辑，循环播放等等。

在当代的视频处理之中，这些功能不可或缺。

而在《一秒钟》之中，它们以触觉的方式进行，通过剪刀，卡壳等等工具，在放映室形成了一个胶片的迷阵——抽象的时间性转化为了实体化的空间，一个瞬间如鬼魂般被招来，无限接近于永恒。

范电影说，“从一分场到四分场，没人干得了我这个活。

”在电影创作之中，剪辑往往决定剧组人员的权力，通过剪辑，一部电影往往会成为导演与内/外势力进行交战的场域。

而《一秒钟》对于某些细节的沉默或者省略则宣告者历史的创伤在权力面前的无法言说，就像影片的人物，没有名字，没有前史和后传。

张九声与刘闺女的拟父女关系永远无法真正成立，因为“看女儿”的愿望背后隐含着女儿已经死去的事实。

生者/死者是影片的隐藏维度，令《一秒钟》不再单纯地局限于一个失败的父亲的自我救赎。

而当他在一片黑暗的影院之中认出自己的女儿时，这个短暂得甚至无法成为短视频的一秒钟以不断循环的方式出现在高度仪式感的银幕。

即便在电影中，剧场经历了多次去魅，但张九声依然是胶片—神学的受洗者，相信如同招魂与灵媒的电影机器可以在“大回环”之中令自己的女儿复活。

三．幻觉的破碎——来自数字视频的刺点张艺谋希望借助《一秒钟》重现胶片放映的“灵光”，通过噪点，熔毁，他希望观看者相信出现在幕布之上的《英雄儿女》来自胶片。

然而，一个“刺点”的闯入以反讽的形式令这种幻象不攻自破：那就是仅仅属于数字影像的卡顿。

其本质是数据转化为影像过程之中的丢失，它出现在“英雄儿女”四字的片名标题，以及王成牺牲的高潮段落之中。

这意味着投向屏幕的蓝色光线并不出自某台放映机，而是片场背后的电脑。

它指向一个“未来”的时间，而这个“未来”正是当下。

在《一秒钟》上映之际，曾经有人继续考古，称张艺谋选择的《英雄儿女》与《新闻简报》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版本。

也就是说，在影片被重构的怀旧空间中展开的影像是一个“资料”，这意味着它首先脱离了其所在的社会语境，然后被修复为“最佳”的视听版本——胶片第一次被摄影机磨损的版本，超真实地在数字存储介质中不断重复，而噪点与颗粒同样可能成为一种定制选项。

面对“电影之死”，我们如何还原一种历史的观看？

也许正如同影片之中被刻意补拍的结尾，张九声和刘闺女在沙漠之中寻找遗失的胶片，却只能如同在大海里捞针。

参考文献：1：王一川：《〈一秒钟〉：瞬间及其替代性》,《电影艺术》2021年第1期。

2：张艺谋，曹岩：《〈一秒钟〉：返璞归真，以“情”造“梦”——张艺谋访谈》，《电影艺术》，2021年第1期。

3：[德] 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4：[美] D.N.罗德维克：《电影的虚拟生命》，华明，华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5：[美] 保罗·谢奇·乌塞：《电影之死：历史、文化记忆与数字黑暗时代》，李宏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看死君：电影终于可以放了，但世事早已时过境迁。

犹记得2019年1月22日，在北京某家小酒吧初看完电影《一秒钟》的那个冬夜，我曾对着放映现场那块皱巴巴的投影暗想，等电影正式公映后，一定要去大银幕二刷。

当时，我们还悻悻然以为，与柏林电影节同岁的张艺谋终于又有机会在欧洲三大拿奖了。

甚至，我早已在心目中将这部电影列为2019华语年度十佳。

然而，当初这份小小的期许，就在仅仅时隔20天后，被铺天盖地的“🐔🌲原因”所淹没。

事到如今，努力“抢救”回来的《一秒钟》总算得以公映；但我却始终都没有力气去二刷。

或许有影迷会问，像张艺谋这样的国宝级大导演，难道真的就没有“特权”吗？

我不知道。

但我始终都觉得，恐怕正是因为“张艺谋”这个名字太过重要，才会如此“好”事多磨吧。

这些年来，尤其是在《三枪》之后，影迷们的各种声音便此起彼伏。

比如“希望老谋子别再拍烂片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看张艺谋”。

再比如“求张艺谋再拍一部《活着》这样的电影吧”。

豆瓣评分最高的张艺谋作品：《活着》9.3分而在我看来，《一秒钟》可能就是近20年来，张艺谋的作品履历当中，气质上最接近《活着》的一部。

更何况，《活着》毕竟是改编自余华，而《一秒钟》完全是张艺谋自己的故事。

如此流露真性情的张艺谋电影，还能等到下一部吗？

身为影迷的我们，自然都心怀着希望；但我们也都心知肚明，即便老谋子依然身体硬朗，但终究已步入古稀之年。

作者| 多尼达克从去年突然宣布撤出柏林电影节，到上映前夕又以“🐔🌲原因”被取消金鸡奖首映，张艺谋的新作《一秒钟》在经历种种不可抗阻力之后，终于在上周五得以在内地院线公映。

这部2018年便已基本完工的电影，即便打着“国师张艺谋作品”的旗号，在面对内地电影✂️时也不得不低头妥协。

对比过去的风光无限，张艺谋获得的此番待遇令人唏嘘不已。

过去几年华语影坛的格局并不让人乐观，作为门面的几位资深导演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停滞或瓶颈期。

港台地区侯孝贤、王家卫都选择暂时退居其他职位；内地第五代导演要么早已偃旗息鼓，要么便是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在商业片这条路上持续地碰壁；第六代仍旧无法突破受众，而即便新人辈出，也没有强势到足以使影坛换血的地步。

好在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头部导演们都带着自己的重磅作品回归。

《一秒钟》即是张艺谋在大场面商业片后回归自己最熟悉的叙事的首部作品，它之于张艺谋、之于第五代，乃至之于内地影坛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电影《一秒钟》的表达是严肃且沉重的，但张艺谋并没有打算以过于宏大的视角展开。

整部电影的剧情发展也并不复杂，冲突主要聚焦在从劳改农场偷跑出来的张九声、为弟弟偷胶片的女孩刘闺女、资深电影放映员范电影三个角色身上。

张九声从劳改农场偷跑出来的理由很简单：看女儿。

他从信件中得知女儿出现在了22日的新闻简报影像当中，于是冒着被处罚的下场长途跋涉，只为到电影院里与“女儿”见上一面。

新闻简报的根本性质是国家形象宣传，它随电影胶片辗转在各地放映。

由于简报有日期时效，因此错过这一轮的放映，张九声便将错失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机会。

刘闺女和刘弟弟是身世悲惨的孤儿姐弟，就连他们的名字都是别人给随便起的。

由于不小心毁了借来的胶片灯罩，刘弟弟遭到附近恶霸小孩们的恐吓，被吓得神经紧张，躲在家中不敢与外人见面。

刘闺女为了解决灯罩的问题，选择去偷放映的电影胶片，却没想到这个过程被张九声完整目睹。

相较于张九声和刘闺女，范电影在影片中的定位是暧昧的。

这是一个用理智权衡着自己的利弊，但又良心未泯的角色。

他为了捍卫其不可撼动的放映员的地位，可以向保卫科告密张九声；但在张九声被抓捕后，他又冒着被谴责的危险，将简报中有张九声女儿影像的胶片剪下来送给对方，将自己引以为傲的胶片灯罩送给刘闺女。

张九声与刘闺女的冲突在于，刘闺女偷胶片的行为将会导致电影放映被取消，张九声将失去见女儿的机会。

张九声与范电影的冲突在于，张九声是逃犯，而范电影的工作和利益不允许他包庇逃犯。

三个角色彼此牵制。

作为“残片”的《一秒钟》仅仅是从现有的公映版本的市场反馈来看，国内大部分观众似乎对《一秒钟》并不买账。

从周五公映至今，该片的票房走势极不理想，猫眼最终票房预测仅有1.4亿，豆瓣也从开分时的8.2降至7.9。

但也不乏有将《一秒钟》奉为张艺谋过去十年最佳作，乃至于奉为张艺谋新千年以来最佳作的声音。

这些反馈牵涉到《一秒钟》的重要问题：删改。

由于内地电影✂️的不可抗力，这部几近波折方得上映的电影，被迫删减和修改了几个重要的情节。

在当前的院线版本中，观众对人物是不相信的，尤其是张九声的角色。

他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从劳改农场逃出、在电影院里反反复复地看新闻简报，只为了一个停留在女儿身上的一秒钟的镜头，这些行为可以被理解，但显然是“过激”的。

只有当我们知道原版中交代了女儿已经去世的关键事实时，张九声看似过激的行为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人物由此获得了可信度。

影片中那几个原本应该高光的段落，都因为正中要害的这个删减而变得意图含糊不清。

由此可见，删减的破坏力对本片可以说是致命的。

是情书，也是唁文在豆瓣上，关于对《一秒钟》如何定性的争论不断，有人认为这是张艺谋作为电影从业者献给电影的真挚情书，也有人认为这是张艺谋返璞归真回到第五代起点，对时代之痛的反思。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在影片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它们并不矛盾。

的确《一秒钟》有着张艺谋对自己从影经验的追忆，这在该片宣发时强调的“放电影”和“看电影”上均有体现。

片中那些对看电影充满无限热情，为了看电影主动参与清洗胶片、坚守在电影院里等待电影的无名小卒，以及在放映室里挥洒汗水、大摆高超技艺的放映员范电影都是印证。

影片所要强调的明显并不是“看电影”，主人公张九声要看的是简报里的女儿，刘闺女要的是胶片本身，范电影只是恪守本职工作而已。

因此，倘若不是出于抒情和热爱，张艺谋大可选择删繁就简直入冲突。

对时代之痛的反思是第五代电影人永远无法逃逸的主题，这种共名状态的创作氛围，已然成就了第五代在中国电影史上难以被超越的辉煌成就。

作为张艺谋回归第五代电影人创作主题的作品，《一秒钟》的内涵甚至根本不需要加以猜测，来自于内地电影✂️制度的诘难已经替电影抢先回答。

如果说“《一秒钟》讲了什么”已经是一件没有多少悬念的、几近公开的事情，那么这部作品更有趣的地方便是在于它如何进行讲述，即写给洪流时代下的小人物的唁文的写法。

张艺谋这次并未像《活着》那样直接，而是用一个抽象化的角色“张九声的女儿”来概括时代下的人的宿命。

张九声的女儿从未真正出现在影片当中，她只是作为简报里仅有的一秒钟影像、角色的对白及胶片里的几帧画面而存在。

为了洗清父亲罪名带给自己的影响，女儿在不属于自己年纪应该承受的劳动中意外身亡，直到最后印有女儿的那格胶片消失在令人绝望的沙漠之中。

这个角色始终都是无声的，而这便是那个洪流时代下人的宿命。

张艺谋的妥协与坚持和大多数电影人一样，在与电影✂️对抗时，张艺谋终归还是妥协了的。

他当年的《活着》便是在对抗中妥协的结果。

这部电影规避了余华原著中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结果却仍旧是在国内坐冷板凳。

1994《活着》如今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一秒钟》，同样也是张艺谋妥协的结果。

这个结果注定了电影的破碎残损，观众没有义务为这样的结果买单，观众在看电影时也没有义务去了解被删改内容。

但我们不能光看到张艺谋的妥协，同时也应该看到妥协背后的张艺谋的坚持。

《一秒钟》可以视为妥协于✂️的结果，但倘若没有张艺谋的坚持，观众甚至看不到这妥协的结果本身。

在这个记忆可以被人为篡夺、人的情感和意志可以被宏大叙事裹挟的时代，所有作古的历史都有可能成为娄烨电影里“会过去，被忘记”的东西。

历史的真相需要源源不断地被提起。

因此，在电影✂️面前作出妥协的《一秒钟》，我们仍然将它视为一部勇敢的作品。

作者| 多尼达克；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鲸鱼 一些相关的话1、放映员的角色、张译的角色，导演说都跟导演本人关系不大，而是他的年代印记。

2、两年后的内容为补拍，柏林片长105分钟、国内公映片长104分钟，其实包含一些删减+新增内容，导致总时长差别不是很大。

3、删除点1：张译角色，越狱的背景，女儿的死（其实是争着扛面袋后被倒下的车压死）；4、删除点2：范伟角色，本善良，在那个时代有自私的一面（工作升级、保护儿子等）；5、删除点3：刘闺女角色，“我也挺想我爸的”这句台词其实很明显的暗示她爸爸早挂了。

6、数字电影发展以后，胶片现已终结，本片是导演对于胶片年代的记忆。

所以片尾那帧“一秒钟”的胶片被沙漠淹没，寄托胶片时代的结束，错过就是错过了，只是留下回忆…7、电影里《南征北战》女观众不爱看的台词，都是拍摄时群众自己发挥的，女观众就是爱看有点感情线的故事。

那个年代，讲集体、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难得出一部《英雄儿女》讲儿女情感的，所以当年会轰动，以及难忘…8、导演说：男女主演的哭戏、情感戏都是一遍过，因为情感的东西无法复制。

9、电影关于“聚集看片”的怀旧场面描述，疫情后看，会更有感触。

10、张艺谋说：大银幕的魅力，和多媒体不同，一起看电影那种共享的磁场，很感人，是一种狂欢与梦境。

11、范伟清洗胶卷、大循环那几场关于放电影的戏，堪称“电影放映员的技术普及片”。

12、导演跟张译的合作，两人在片场开玩笑相约15年后再拍一部《两秒钟》。

13、张艺谋自己是西北人，所以故事背景选址在大漠荒芜的地区。

14、导演张艺谋至今不用微信。

15、《一秒钟》片头龙标显示为：2019年006电审故字。

16、在中国拍电影，就是遗憾。

放电影的车开进村子，原本安静的小村庄苏醒了。

人们奔走相告，孩子们也快乐得像飞起来。

放映机开始调试，白色的幕布被挂起，音响设备也连接妥当。

全村的人早早地搬着小板凳坐在村头的广场上，盼着太阳早点下山。

天色暗沉，灯光打在幕布上，人们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经过漫长等待，放映机终于转动起来了，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块闪动着影像的大银幕……这段三分钟的短片，是2007年戛纳电影节60周年的短片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其中的一段，名叫《看电影》，导演是张艺谋。

片中那个用好奇的眼睛注视着放映机，却又在电影开场之后睡着的小男孩，很有可能就是张导自己过往的投射。

他对儿时看电影的经历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

13年后，这个片段被放大，用一个更加戏剧性的、也更能产生共鸣的故事来回望那种憧憬与渴望。

这就是《一秒钟》。

看过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是一部纯爱片——一位从影40年的导演对电影，尤其是胶片电影至真至纯的爱。

胶片·情201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经过4K修复，在内地重新上映。

修复版的画面更加清晰，漫天深红色的结尾也不再模糊不清。

然而，又有多少人看过胶片版的《红高粱》呢？

它带着划痕、噪点，画面也会不时抖动，然而这种粗粝的跃动仿佛被赋予了原始的生命力，一如电影里那片黄土地上人们的朴实和野性。

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胶片电影是在什么时候了，但数据是可以作证的：数字放映机早在8年前的普及率就已超过九成。

2016年，国内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关闭。

胶片电影的时代实际上已经与我们告别了。

站在数字电影时代的起始端，导演张艺谋始终心心念念着胶片电影的种种。

“胶片哗啦啦转动的声音，带出一种久违的味道和情感，让人感动。

”在他听来，放映机发出的声音几乎是全世界最动听的音乐。

于是，一直认为拍电影是随缘的张艺谋，对《一秒钟》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这样一个想法在脑海里酝酿了很多年，让他魂牵梦绕。

后来这种记忆的烙印被重新镌刻在了电影中。

在《一秒钟》里，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对胶片电影是何等的喜爱和狂热，甚至无关乎具体是哪部电影，只是跟电影本身有关。

两个月才能看到一部电影的他们，每一次放映电影都像过节。

放映电影的范师傅，也被人尊敬和仰望。

放电影的那一天，他就像一个皇帝。

当大银幕上出现熟悉的歌曲，每一个人都会跟着旋律合唱，集体仪式感扑面而来。

电影放映结束后，人们恋恋不舍，一旦影院有动静，他们随时准备着再回来。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看一场电影就是一次狂欢，是一种如同仰望星空般的憧憬和快乐。

如果电影胶片意外受损，导致电影无法按时正常放映，那无异于是晴天霹雳。

抢救胶片，就像抢救一个濒死的人一样十万火急。

人们用床单小心翼翼托着胶片，如同朝圣一般进到影院里。

用筷子挑头，像晾挂面似的把胶片晾到绳子上。

用蒸馏水冲洗后，再拿扇子扇出徐徐微风。

这一连串抢救胶片的手法，其实都来自于张艺谋自己的亲身经验。

越是贫瘠之地，越需要电影这样的港湾。

片中那一大片风沙漫天的沙漠，就象征着当时人们精神的荒芜与干涸。

每个人都是张九声，都在寻找让自己不会在动荡岁月里迷失的庇护所。

如同那两格胶片被埋入了沙中，那段不愁没有观众的时光也已经远去。

留下来的，只有那份共同的悸动，跟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关系。

而这份共情，80后、90后也一样能够体会。

且不说他们少数人赶上了胶片时代的末期，其实80后们也曾执迷于小霸王游戏机和网吧团战，会在偷看一期节目后给电视机降温，90后也有把磁带放进复读机里听歌，淘到一张DVD光碟就能兴奋好几天的时候……这些童年记忆，同样可以与之比肩。

为年少时所爱谱写一曲挽歌，张艺谋做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做的事。

小人物·情张艺谋和编剧邹静之为这部电影设置了三个人物，并涉及到三种亲情关系。

一卷胶片拷贝，原本素昧平生的他们被联结了起来。

张译饰演的张九声以一身落魄的形象出现在风沙里，他的过去被吹得无比凌乱，但他的眼神里透出一种笃定：他只为一个目标而来，哪怕换来的仅是一秒钟的温情。

张译为这个角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暴瘦20斤，就连导演都担心他把身体熬垮了。

但他明白，只有外形像一个逃难的人，他才能更好地去揣摩角色的心境。

同样处于困境中的，还有一个叫刘闺女的小姑娘。

她跟弟弟相依为命，由于弟弟惹上了麻烦，迫不得已打上了偷胶片的主意。

一个偷，一个追，电影里张九声和刘闺女就是以这样的关系贯穿始终，但在这场互怼的“战斗”里，他们也因类似的遭遇而彼此心生怜悯。

饰演刘闺女的是今年20岁的刘浩存，她经过了两年的专业训练，抓住了那“三千分之一的几率”，成为了新任谋女郎。

她的表演也成为观众对这部电影最大的期待之一。

张艺谋导演曾说过，电影的技术虽然在变，但是对人的情感、命运和人性的关注是不变的。

《一秒钟》里就不乏百感交集、令人扼腕的感情和人物命运，对于人性的描摹也足以让人会心一笑。

范伟饰演的电影放映员，被小镇里的人尊称为“范电影”，走到哪里都被人敬重。

但是当他遇到一无所有的张九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张九声的狼性被激发出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即便是高高在上的范电影，也不得不暂时屈从。

尽管范伟如今已是公认的实力派影帝级演员，但他自带的喜感依然掩藏不住，想必观众也会在他的表演中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三个人物，像极了电影放映机上的轮轴，他们三个彼此牵扯，带动了整部电影的运转。

看完《一秒钟》，你可能会想到《我的父亲母亲》，那个遥远的梦里，有扎着小辫、穿着棉袄跑远的女孩。

可能会想到《山楂树之恋》，想到那种安安静静的感觉，仿佛能听见时间流淌的声音。

也可能会忆起《归来》，着眼于小人物飘摇坎坷的命运，举重若轻抚摸至深伤痕。

但《一秒钟》就是《一秒钟》，是导演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也是给这个时代的人们一台永动的时光机。

电影拍摄过程中的艰辛原本也值得一书：在敦煌开机后不久就遇上沙尘暴，还下起了冰雹；天气太炎热，汽车的水箱都爆了；导演张艺谋在电影筹备期同时推进9个项目，常常忙到凌晨3点。

不过这些细节都完好地保留在了电影的幕后纪录片中。

观众当下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感受《一秒钟》里那一段斑驳的过去，以及一场场不动声色的悲欢离合。

我们为什么那么深爱电影？

如果你被《一秒钟》感动，你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11月27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秒钟》在院线上映，这一档期比原定档期晚了近两年。

上映四天，影片累计票房7000多万。

对于张艺谋来说，这一票房成绩不算惊喜，但是在许多第五代导演新作失势之时，《一秒钟》的口碑倒是不错，保持了张艺谋在影迷心中的水准。

《一秒钟》电影剧照。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大时代中个体的遭遇。

一个因为打架在劳改所很多年，不被女儿理解的父亲，听闻电影片头新闻简报里有自己女儿的影像，于是偷偷从被看押的地方跑出来。

在他去追逐电影放映场次过程中与刘闺女、范电影等人物相遇，产生了一些交集。

电影中最动人的部分来自主人公张九声对女儿的爱，由这种深沉的父女情推动，电影文本获得了超越性的力量。

那么，为何讲过无数遍的父女情，依然打动人呢？

在《一秒钟》当中，这种动人之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张九声如何突破规则与外部的重重束缚去接近女儿的形象。

这背后的冲突实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公”与“私”的界限与分寸该如何把握？

为什么个体的欲望与情感值得尊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撰文| 重木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欢迎关注。

01个体与外部环境的矛盾，成为《一秒钟》的冲突内核“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否暗示了某种宿命论般的无奈：即作为渺小的个体在这浩浩荡荡的洪流之中，往往无足轻重，恍如一滴水。

然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遭遇了《一秒钟》中的矛盾。

对于他人不起眼的一段故事，漫长电影中的“一秒钟”，对张九声这个从劳改营里逃出来的男人而言，却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

对个体而言，他们所能感受和遭遇的往往就是全部，全部洪流的浩浩荡荡。

当张艺谋导演深情地追溯拍摄这个故事的原因时，提到了自己的早年经历，尤其是其中对电影的热爱和着迷。

或许因此才会出现“一秒钟”这一象征和隐喻。

作为组成一部电影的基本时间单位，是这些无数的一秒钟建构起了一部恢弘的电影。

一秒钟与整部电影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象征着无数的个体与他们所参与、建设和创造的历史的关系。

《一秒钟》电影剧照。

在电影中，作为“一秒钟”的张九声女儿的影像既被强调又被忽略。

一方面，这“一秒钟”是组成电影中重要新闻播报的内容，传递着当时整个环境的动向与潮流，如果没有这“一秒钟”，也就难以由此建构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一秒钟”又遭到忽略，它（她）只不过是这支宣传短片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颗螺丝钉，被融入整体之中而不会受到真实的关注，而是被创造和需要的符号。

然而，张九声的出现则彻底破坏了这一潜藏的规则，导致那原本面目模糊的“一秒钟”中的女孩重新获得了作为个体的意义。

产生这一颠覆的原因，则来源于由血缘这种自然因素所构成的亲情关系。

这一关于个体的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张艺谋电影中颇为出彩和矛盾的部分。

从《活着》到《我的父亲母亲》，以及这个世纪中的《归来》，甚至《影》都流露出这一主题。

张艺谋对这一问题念兹在兹，反反复复地回归和讨论中也流露出他所秉持的——以及几乎是整个第五代导演所关注的——人文主义关怀。

在《一秒钟》中，张艺谋通过在镜头下对一望无际且风声呼呼的高原粗野且恶劣的环境反反复复地展现，为观众营造出了一种令人紧张且萧瑟的气氛。

汉娜·阿伦特使用“荒漠”来形容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的状态，即一种人丧失了与他者一起共享世界的能力的状况。

而张九声与刘闺女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个或许可以被看作是隐喻的漫天黄沙之中。

《英雄儿女》电影剧照。

当电影中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火爆的《英雄儿女》电影时，我们其实被同时置于两种不同的叙事和观念逻辑之中：即在面对更高的、更宏观的理想要求时，个体可以如何选择。

将《英雄儿女》与《一秒钟》相比，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差异，在《英雄儿女》中，王文清早早就发现王芳是自己十八年前无奈丢弃的女儿，但为了革命，他并未与女儿相认。

而在《一秒钟》中，张九声为了能够看一眼自己的女儿，拼尽全力，甚至不惜威胁要杀人。

在这两种不同的逻辑背后潜藏着现代性中最为焦灼的矛盾，即对于个体的解放与自由，到底应该通过何种方式？

02“私”与“公”的观念流变对现代西方而言，“个体”从文艺复兴开始出现，之后在启蒙运动中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文学或经济、社会等。

从中世纪关注神的目光转向尘世中生活的人。

当人挣脱神的束缚而开始独立自主地立足于世时，启蒙哲学家们在人身上所发现的理性能力，便成为指导和帮助个体生活、思考和创造的最有力武器。

“我思故我在”成为现代个体最核心的特质。

对中世纪神学的去魅带来的信心，让人们坚信利用理性便能够设计和建造出尘世间的天堂。

曾经被圣奥古斯丁严格分别的“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在启蒙运动后的人类理性中渐渐被忽略；而伴随着科学技术等科技理性的发展，由工业革命所掀起的社会巨变，让人类对创造出一个对个体而言天堂般社会和世界的可能坚信不疑。

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对此回答出现的分歧也便成为现代世界革命中最典型的两条路：一条强调以个体的基本权益为主，通过社会契约建构国家与社会，保障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另一条路则是强调某种整体性方案，即只有通过对社会的全体改造，才能真正的解放个体与保障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一秒钟》电影剧照。

张艺谋与第五代导演遭遇的历史便是在第二条路的逻辑下所产生的，即为了创造出一个公平、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彻底扫灭所有陈旧之物，在其废墟上重构新城和新的世界。

也正是在这一典型的启蒙逻辑下，无论是《归来》中的陆焉识还是《一秒钟》中的张九声、刘闺女，都被要求为了这个更加崇高与伟大的未来和梦想放弃自身的“一己私欲”，参与到这一洪流的推动之中。

而《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王芳和政委也都确实积极且热情地参与其中，最终王文清与王芳的家庭悲剧在更高的理想面前被不痛不痒地化解。

但这一逻辑在《一秒钟》中遭遇了危机与阻碍，从而才会由此揭露出风声呼呼的命运中的一些阴影，或是那些被遮蔽与不能被看见和知道的个体的遭遇与故事。

《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作者: [日] 沟口雄三，译者: 郑静，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2月在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一书中，作者指出传统中国的“公私”观念与西方和日本都不相同，但它对近代中国在此相关概念中的影响却依旧十分强大。

作为一种“由私的连带集结而成的公”，一方面因其具有协调能力而呈现出包容性，被理解为“公平、公正”；但另一方面，当它被视为“公平、公正”的标准时，作为其理论对立面的“私”便会遭到贬斥，无论是其道德还是政治中都由此渗入消极内涵。

而《一秒钟》的故事却以典型的为私成了主流叙事之外的异类，从而遭到打击。

张艺谋选择以“父-女”关系来展现这一“私情”所具有的双面力量。

为了看女儿一眼，作为父亲的张九声不惜破坏来自“公”的要求和命令，从而直接造成对后者权威的挑战和威胁。

家庭作为传统中国政治与日常伦理生活中最基本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的便是“私情”，虽然我们也知道“公、私”观念最开始便产生自家族，即家族为公，组成家族的各方为私。

为了家族之公，也必须压制各方之私。

但伴随着现代传统家庭在晚清之后的衰败，以及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家庭作为“私”便开始与国家或社会之“公”进行分离，甚至区隔。

而组成近代核心家庭的生物性血缘关系也成为某种“私”的初始状态，因此当面对的是女儿、是弟弟或自己的儿子时，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才都会毫不三思地越过各种“公”的规章制度和禁令，保护对方。

03与命运的冲突中，个体如何摆脱无助与无奈？

正是在这样的亲情故事中，张艺谋似乎相信那些被看作“私”的东西其实更像是某种人性的自然情感流露。

而在这样的“自然”中，外部机器所塑造和想象的未来才变得更加非人性化，而出现了康德曾经所担心的局面：即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工具。

当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后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给现代欧洲造成如此大的灾难时，他们发现了工具理性这一幽暗之物所造成的理性与技术的疯癫。

工具理性在本质上强调实用与目的，从而与现代性革命中的整体方案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即被设定的目标需要机器运作般、条缕清晰地实施，而任何其他参与者、环境（“人定胜天”）和条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都必然为了服务这一目的而被要求牺牲其特性，成为“历史必然性”这部恢弘的电影中的一分一秒。

在由工具理性所设计的历史和进程中，个体被以为公、为了更崇高未来的理由要求他们放弃私欲私情、创造性和能动性，积极成为组成集体的万千无名者。

在《一秒钟》的新闻播报中，张九声的女儿以及无数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便在这样的时代呼声中奉献自我，就如当初的第五代导演一般。

只不过后者稍微幸运些，活到了“时代变了”，但张九声的女儿却在这样的洪流中被淹没，仅在新闻播报中留下惨淡的一秒钟形象。

《一秒钟》电影剧照。

这样的遭遇也不仅仅只发生在女孩身上。

当范电影因被张九声威胁而不得不给他放电影，在聊天中得知对方子女的不幸而获得短暂共鸣，以及其后他偷偷地让保安科来抓人，到最后他又剪下张九声女儿那一秒钟的镜头底片送给他……范电影身上体现出的才是真实且生动的人性——既不是天使、也非魔鬼，只不过是在各种境况下不得不或是无奈而造成的诸多形态。

就好似张艺谋在《活着》中所展现出的那个纨绔子弟富贵的一生，在颠簸诡谲变换的时代中苟且偷生，获得些暂时的快乐和轻松。

但无论是张九声及其女儿的悲剧，还是刘闺女的不幸，甚至是范电影儿子的意外，都本不该如此。

在气势汹汹的新闻播报中，她的女儿只有“一秒钟”的镜头；而在历史和命运的潮流中，他们似乎也就仅仅如“一秒钟”般倏忽而过，且没有像范电影那样熟练的放映师能再通过剪辑来反复地循环这一秒。

这似乎就是最后的关于个体的悲剧，即作为创造者本身最终却转瞬即逝且往往默默无名地像电影最后那截电影底片般，被黄沙吞没，再不可见。

《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然而，张艺谋企图对抗的似乎正是个体在之后的时代叙事中再次消失的不幸。

如果我们从另一层面看张九声和刘闺女的行为，或许同样能发现，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依旧坚持着自己认为是对的、需要去做的事情——尽管导致这些事情的原因是超出他们所能掌控的——从而在宏大叙事中书写着与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叙述。

在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中，他把这一行为称作自决的自由(Self-determining freedom)，即当我们决定某样东西与我有关，而不是为外部影响所决定时，我们才是自由的。

张九声与刘闺女在亲情下所做的选择与决定，也便暗示着他们是自由的，即使在封闭且铺天盖地的时代之中，个体的“一秒钟”依旧能成为决定性的时刻，而超越外部的束缚。

张艺谋也不正是在利用电影重新展现和讲述这些无数的“一秒钟”吗？

或许正如如汉娜·阿伦特在《政治的应许》最后所说，“正是因为我们在荒漠的状态下感到痛苦，我们才仍然是人、才仍然完整无缺。

危险的是我们变成真正的荒漠居民，在荒漠中觉得像待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在《一秒钟》的荒漠里，无论是张九声、刘闺女还是范电影，他们都在遭遇着痛苦和不幸，也正由此才让他们饱有了生命的激情，而也只有如此——阿伦特说——“我们才相信他能够在自己身上唤起来自行动根基处的勇气，用于成为一个行动的人”。

因为只有行动的个体，才能改变荒漠，使其成为一个可供人与人进行连接、交流和一起行动的世界，也只有如此才能共同改变我们作为“一秒钟”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助与无奈。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撰文：重木；编辑：走走；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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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一秒钟》，我头一次，冒出给张艺谋作品打五星的冲动。

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秒钟》有一串问题，是会被扣分的，与完美无瑕、回味无穷的五星电影无法划等号。

我也同样说过：只要一部中国电影出现了“技术原因”，那么，我出于同情分，随手加上一颗星，也是很常见的操作——无论是《少年的你》或《八佰》。

面对无理不公，人就是如此不客观。

《一秒钟》有可见的删改痕迹。

对很多人包括张艺谋而言，它都不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无论创作初心还是柏林退赛版，事实上我也接受导演在创作阶段的自我妥协）。

主人公为了看女儿新闻简报镜头，一秒钟。

观众和创作者则心知肚明，他们早已错失了更多的分分秒秒，千审万查。

刘浩存的问题，是她从声音到外型都不太成立。

倒不是说，她抹了一脸锅灰，就不像个流浪儿，也不能孤星泪了。

先于电影，《一秒钟》是一部跟时代有关的电影。

无论时代怎么隐遁，没有字幕、没有讯息，只要张译一出现，在西北风沙里苟延残喘，随时可能暴尸荒野，那么，观众都首先应该去翻译这一层信息，否则，整部电影就无法成立。

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展开说——简单来讲，假小子刘浩存身上，她没有吃过大苦，不时被农场浪荡儿饱以老拳的孤儿怨。

她太现代了，不是八九十年代与六七十时代的差异，而是新世纪的时髦气息，精致，错入，与大西北的黄天厚土的不搭调。

光是这两点，就导致《一秒钟》很难成为五星佳片。

甚至群里有小朋友疑问，电影看下来明明很安全，怎么就“技术原因”了。

答案就是，这部电影从属于张艺谋的“文革宇宙”。

从《活着》，到《我的父亲母亲》，到《归来》，再到《一秒钟》。

就好比，如若今天再拍摄《归来》，《归来》也恐怕不是那部《归来》。

而事实上，我甚至并不喜欢《归来》。

出于现实原因或宣传把控，《一秒钟》被一些声音，往对电影的爱（影迷体悟），对胶片的痴迷（范电影这人物以及数字格式取代胶片拍摄放映）方向带。

这是安全的口径说法，也容易让另一些人将片子当场掩埋。

张九声所渴慕的一秒钟电影，并不是真的爱电影。

它甚至不存在于《英雄儿女》正片，而是新闻简报，第22号。

刘闺女为一盒胶片，以命相搏，她要的，同样不是电影。

对于看过太多遍的《英雄儿女》，她索性坐在影院外头，也并不想看。

一丝不苟，自我要求高的范电影，看起来终于是《天堂电影院》之类阿尔弗莱德放映员角色化身了，可惜，他同样不是爱电影，而是想保住放映员这一职务，光束亮起，人生满足。

那么，二分场群情激昂的人民，作为昔日中国电影普通观众的化身，它们是热爱电影的吗？

对这样的电影，我认识它应该加一个问号，大大的。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特殊时期，普通人是没有条件，也不允许热爱电影的。

真正的全民热潮，要开始于浩劫之后。

况且，也并没有多少影片，能作为被选择的集合。

看电影之所以神圣，在于它跟偶像崇拜一样，是需要仰着头，不应该发声，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被放大的图像信息。

我们甚至不需要拿《英雄儿女》的演员遭遇来做时代注解。

相反的例子是，当专业影迷刨根究底，发现电影院所放映的电影，居然是掉帧的数字化DVD，而非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底片放映，他们不乏愤怒与失望情绪。

可是，这种疏忽冒失，不恰恰说明了张艺谋根本不是缅怀胶片。

有人还是不信，张艺谋口口声声，对着一轮又一轮记者都在说胶片，你怎么就认为不是了。

我认为，《一秒钟》是与胶片有关，但真的与“胶片”无关。

因为那一秒种，被剪下的两格底片，与作为电影片目的《英雄儿女》毫无关系，反而是浓浓政宣意味的滚动播报中，猝不及防的个人信息。

看到张九声和刘闺女被五花大绑成Kappa状，保卫科的壮丁们还对着银幕滚热泪，如果你无法从这一幕解读出痛彻心扉的时代惨痛，那么，《一秒钟》就会被误解为虚情假意还表错情。

作为一名观众，只有待到获知张九声（坏分子）、刘闺女（孤儿怨）和范电影（为保住放映员一职）道出各自的人生故事，方能体悟尽管电影观众数以百千计，但只有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当做一小个体来审视，彼此愿意互诉衷肠。

同作为电影观众的你，我，他，我们的故事，才能够打动到其他人，否则，所有人只会是被主旋律电影，革命浪漫主义吸纳进去的活动脸谱，移动纸板，抢扛下一个如山重的大包。

为了看电影和偷胶片，张九声与刘闺女互下狠手，刘闺女被无情围殴……动物凶猛般残酷，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冷漠和人人自危。

这些东西，如两格胶片，被掩埋在了漫天的黄沙厚土之下。

埋掉的，表面上是胶片，其实，是那活生生，还有大好青春未开展的人。

那是一个人人身负重物的年代，肩膀上的，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压得人抬不起头——即便是在抬起头来电影之际。

人们之所以表现得爱电影，是因为在那样的场合之下，大家是安全的，是政治生活以外的喘息角落。

在叙事上，《一秒钟》是典型的单线推动——张九声要看电影，双线交叉——护电影和偷胶片的人，多线交织——抢救底片并完成放映的范电影加入，最终是个人再次被集体的天罗地网擒获打倒，头破血流。

张艺谋活用了他的视觉奇观，将胶卷底片，卷成羊肠子，又是清洗，又是擦拭，又是晾晒。

这是陕北老农祈雨求神盼收成的眼神和集体行动。

尤其是范电影拿出他的绝技大循环之际，也是张九声的落网之时。

尾声处的循环，似乎将会滚动放映，不止不休下去。

电影被两年后的字幕提示打破，但需知，柏林退赛版是没有“两年后”的，刘闺女在风沙中，扬起了一片报纸，或者她拿到了掉落的胶片，都无以告慰张九声。

同样是在这处结尾，张艺谋让观众又回味了一把《黄土地》和《我的父亲母亲》的神韵。

朋友间也提供了一种说法，“两年后”那段故事，同样佐证了“女儿已经不在”。

回去寻找遗失胶片的张九声，显然不顾大自然定律。

狂沙十万里，要找回女儿存在过的证物和遗物——两格胶片，绝无可能。

至于解读出胶片放映被埋入土里的浅层意思，完全可以。

看电影这件事，剧本故事一直是观众最关注的部分。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被迫关注电影以外的故事，去脑补、还原、想象，不知不觉，就盖过了对原片的欣赏。

纵然如此，《一秒钟》依然是部好电影。

一秒即永恒（痕）

历经长达两年多跌宕起伏的舛难波折，张艺谋新片《一秒钟》终于惊险上映。

这是在《长城》的商业爆米花和《影》的风格化权谋之后，张氏再度回归现实主义题材，且又是他最拿手的年代戏，很难不让人抱以极高期待。

尽管审查原因带来的删改对影片横加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尽管也有一些声音认为本片失之小品化的平淡轻巧，但两度观赏后，我却依然肯定这是一部赤诚精湛、富于勇气、耐人寻味的苦心之作——若非不可抗因素，必定可以称之为一部杰作。

毫无疑问，《一秒钟》的故事是简明的：上世纪70年代，一个由于被人“整了”而在农场劳改的犯人，因为想看一眼多年未见的女儿的影像，不惜冒着风险出逃，跋山涉沙去看一场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简报》。

路上，他和孤儿刘闺女、放映员范师傅不打不相识。

他最终看到了实际上已经故去的女儿的样子——虽然那只有一秒钟，而后，他安然就捕。

整个故事线的时间非常紧凑，掐头去尾，实际上发生在两天两夜之内。

这也是张艺谋从影以来故事线最短的片子。

同时，影片场景高度集中，基本除了大漠戈壁就是那座影剧院，带有极简主义意味。

然而，我们却绝不能说这部电影是简单的。

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文本、影像、表演以及影片自身浮沉命运与当代中国政治文艺环境的互文意义，这部电影都“不简单”。

暴力的时代与时代的暴力影片开头，便是张译饰演的逃犯从苍茫的大漠中“走向”观众，他衣衫褴褛、面庞黧黑，在烈日之下步履匆匆，从白昼走到了夜晚。

这样的画面和人物即时便引发了我们的兴趣：他是谁？

他为何而来，因何焦灼？

这让我想起张氏另一部亦是近似开场的影片，他的名作《秋菊打官司》。

巩俐饰演的农妇秋菊也是这样一步步地从景深处走到观众面前。

不同的是，秋菊是从一片喧腾的当代乡土世俗中走来，而逃犯则是从70年代被尘封的那段中国人都了然却又不可说的特殊历史中走来。

这当然也相应指向了不同的依归：《秋》片意在展示，而《一》片意在寻回：逃犯寻回亲情，观众寻回被遗忘的历史。

然而，寻回之路必要经历重重险阻。

逃犯的第一重阻碍便来自这个不期而遇的“刘闺女”——她明明该是柔美灵秀的“闺女”，却一副男女不辩的样貌，举止甚至比男孩子更嚣张粗野。

这当然是她孤儿身份缺乏管教的后果，却亦是那个年代“父子相仇，夫妻相离，人伦异变”的绝佳暗喻。

而同样，她身上所展现出的笨拙的蛮横，既是出于“偷到胶片，制成灯罩”从而免于霸凌的自保，却亦不过是那个年代“道德崩解、暴力盛行”的大环境所蒸馏出的一滴同质之水。

比起结尾处崔干事一干人等的狂殴滥打，这种属于特殊年代的暴力在另外两个段落中体现得更为沉郁深刻：一是逃犯与刘闺女初初交手、抢夺胶片的那两场无声的沙漠追逐戏，暗蓝夜色中，两人的沉默正是时代的压抑噤声，逞凶斗狠成了仅剩的交流与表达。

二是被逃犯两次造访惊吓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刘弟弟，这个神经质儿童当然是可笑的，却着实是怆痛的——那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闯入家门的时代，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一个无理可讲的时代，一个几乎毫无保障的时代，一个可以被吓成那样的时代，他唯一的应对只有一句涕泗横流的“你是坏分子”。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暴力”之为物在主角逃犯身上的体现。

据他所言，他被羁押在农场进行劳改的罪名正是“打架”，然而从为刘闺女和刘弟弟出头时与红小将们笨拙的斗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人其实根本并非打架的行家里手。

无功而返后，只能解嘲地嘟哝着“还不是你们二分场的人拉偏架”。

他甚至是有些怂的。

再通过精明的范电影所下的论断——“你这是被人整了”——几乎可以断定，他劳教的原因或者仅是与人冲突，却被强扣了暴力制造者的帽子，因而展开了惨痛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刘闺女“你以为你能干什么？

”的诘问时，他歪过头痞里痞气地答道：“不就是打个架吗？

”这实在是一种破罐儿破摔的控诉：我不过是打了架，就要面临如此灭顶的灾祸；抑或，既然已被定名为暴力，何不将虚名坐实？

逃犯真正暴力的时刻来自于临近结尾处对抓捕人员们的飞蛾扑火式的反抗。

彼时他已经看过了女儿，心愿达成，再无顾虑；彼时他的善良仁义再度被唤醒，不忍独留弱女子经受摧残；当然，彼时他也心知自己无路可退。

于是他毅然纵身跳入暴力的漩涡，以“冲我来”完成对自己作为有良知的人的身份的确认。

在那一刻他才是银幕之内与银幕之内的银幕之外的英雄儿女。

我想，这不仅是逃犯的反骨，亦是从那个年代隐忍走来的张艺谋的反骨，尽管它可能是迟来的、温吞的、带了几分胆怯的。

这是中国式的反骨。

生活的权力与权力中的生活范伟饰演的电影放映员范师傅是影片中另一重要角色，也是最充满张力最值得咀嚼的角色。

作为一个技术精湛手艺扎实的电影放映员，工作多年从未出事故，且拥有独门绝技“大循环”，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他得到了群众超乎寻常的礼遇和尊崇。

他享受着这一切并以之为豪。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他掌握着放映机就等于掌握着权力。

他可以决定放什么，决定放或不放，决定什么时候放、放几遍。

他可以发号施令，指派任务，并总能一呼百应。

在被逃犯以刀胁迫强势反转之前，几乎所有的镜头里，范电影皆处于画面构图的中心，这即是对其“权力”的视觉确认。

然而，他的头上却始终悬着一朵阴云一把利剑。

这种压迫感表面上来自于一个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人——意图通过哥哥的关系成为新放映员的杨河，实际上则还是来自于那个充满不确定性人人自危的时代环境：仅仅因为一卷胶片运送过程中的小失误，他就极有可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骤然从神坛跌落，一无所有甚至成为另一个劳改犯。

这就是为什么每每遇到一点关于电影胶片的异样，他都会异常警觉，破口而出一句“谁派你来的”。

在他的潜意识里，一定是有人居心叵测，一定隐藏着什么别的阴谋。

他既有万般荣耀加身，却依然那般胆战心惊，因为他的权力其实归根到底只是一把薄薄的保护伞，失去了它也许就葬送了全部生活。

这两者之间没有过渡与缓冲，要生活，就得有权力，在权力中，才能好好生活。

何其荒谬，何其悲哀，可这就是万千中国人的宿命，这样的情形到今日有无改变，我不敢说。

深谙所谓“整人哲学”的范电影先下手为强，在傻儿子误毁胶片之后，立刻乔张做致地表示“电影放不了了”，激起群众情绪，忽又话锋一转，“可以抢救”，条件是所有人统一口风，把事故责任推到杨河身上。

就这样，他与群众通过“看电影”结成利益共同体，而杨河则转为共同敌人，傻儿子的错失被掩盖，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这场闹剧究竟是何种运动的模型复现，相信观者自明。

至于接下来那场声势浩大的“抢救胶片”行为艺术，到底有几分是真需要，几分是对自己权力资质的展示，亦是见仁见智。

范电影显然有张艺谋自身的投射。

张氏曾自陈，早年在陕西农村插队时，惧怕因出身不好而被集体抛弃（此处亦可与片中范所言“这一卷胶片怎么就脱离集体了”相对照），遂在村中每家门户上画上毛主席像，且要比别人画的更好、更鲜亮，才不致沦为无用之人。

张氏的画画恰如范电影的放电影，是无有他途之下对于舆论宣传公权力的一种依附和借用，只有如此方可确立自己的身份，方可保住生活乃至生命。

片尾，范电影面对崔干事等人唯唯诺诺窝窝囊囊，低声下气地争取不被他人替代，终于曝露了自己渺小悲哀的本质。

原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权力之上仍有权力。

而张氏不过是想要拍一部电影来自我表达，已经隐去棱角，却竟仍要面临重重审查刁难，险些禁映，两者处境，又是何其相似。

兴观群怨，艺之谋《一秒钟》值得留意圈点之处甚多，片文只语难以尽述。

这里还想再特别说一些感受。

一是张艺谋在本片中的导演技法和风格。

我喜欢它的简约和质朴，一组简单的人物关系，几个简单的场景，紧凑的故事线，却因了对景别精密准确的设计，对空间关系老辣的处理构建，及对光线色调（蓝-黄，冷-暖）的控制表现，而在视觉上显得饱满充实，有条不紊。

《一》片也是张艺谋配乐最少的一部电影，仅在2-3场沙漠戏中有青海花儿乐曲作为无源配乐，很出色地营造出了那种枯涩苍凉之感。

我也喜欢所有那些有关沙漠和奔跑的镜头，尤其是风沙掩埋胶片一幕，说不出的沉痛与憾恨，让人想起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作品。

二是片中所放影片《英雄儿女》与电影人物的巧妙互文。

银幕中的银幕上，一派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嘹亮炽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儿女；而银幕中，却尽是灰不溜秋的小人物：被整的逃犯，如履薄冰的放映员，失祜的孤儿，吞了清洗剂的傻儿子，还有那些面目模糊的群众。

这是讽刺，却亦是必要的补充。

毕竟时代的主体，永远不是前者。

然而在当下的社会氛围里，竟然多少又有些“不相宜”了。

张艺谋被冠以“国师”之名，虽是戏谑，却不能不说是恰如其分的。

中国传统儒家式文艺在美学与社会功能层面的最高价值取向，历来被认为是《论语·阳货》里的“兴观群怨”四字，《一》片事实上是这一标准的绝佳注解。

兴，情感之触通与投射。

在片中是足以令观众动容的逃犯对已故女儿的深情牵念，刘闺女对幼弟的保护、对父亲的思念，亦是所有观众对英雄儿女的至诚顶礼——包括崔干事等人。

凶恶的纠察员和被缚的男女主角一同观赏电影，却留下全然不同的泪水的画面，势必成为华语影史经典镜头，这才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观，观风俗之盛衰。

张艺谋完美还原了物资匮乏精神贫瘠时代国人对电影近乎疯狂的热爱，“狗日的能看一夜”，尽管那是别无选择的热爱。

一种足与今时今日相对照的历史备忘录。

群，合群以教。

在片中是四邻八乡的群众汇集一堂接受英雄事迹之洗礼，在当下是观众对历史与国人生命苦难的体认和反思。

怨，怨刺讽谏时政。

想必这无需多言。

可惜囿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份讽谏本应更加有力。

不过，顶顶吊诡的是，或许影片本意乃是刺他日之政，历经一番荒唐波折，竟无意间又构成对今日之刺。

如若作为意识形态史的研究样本，此般双面镜式的丰厚意涵大概称得上是一种幸运，然而对于一部作品一个作者，我们能给予的只有一声叹息。

※

我们都是历史的一秒钟。

跟张艺谋那些有商业野心和艺术突破的大片相比，我更偏爱他那些简单的、质朴的作品，像《我的父亲母亲》《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归来》，等等，还有这部《一秒钟》。

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团体操杂技”造型艺术和泛滥臃肿的色彩革命，我可以被这些朴素而深情的电影轻易击中。

尽管审查使电影不得不进行自我阉割，尽管电影在试图用小品化喜剧化的人物来冲淡历史的凝重感，尽管为了过审而补拍了现有的特供结尾，但鉴于如今的电影创作环境，我仍认为这是一部颇有回味的诚恳之作。

要记得阿尔杜塞提出的“症候阅读”概念：想要了解一个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其说是看它说了什么，不如说看它没说什么。

在文本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的空袭和省略中，最能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的存在。

这里的省略和空隙，不是通常的含蓄或言外之意，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而不能说或想不到说。

而批评家的任务正是使那些沉默的地方说话，因此而获得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

鲁迅在如山的历史书的缝隙中，在满口“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吃人”，无疑是对阿尔杜塞这段话最好的注脚（反之亦可）。

因此，在当下环境中的中国，我们要对一部优秀的、有责任感的作品进行解读，一个必要的行为就是，去破解创作者的不想之想，去弥补创作者的不说之说。

这一点，其实更适用于姜文的作品。

故事构架在西北的戈壁和荒漠中，这个环境设置本身就颇有趣味，如蒋师所说，这是“凭个人力量和意志难以战胜的荒漠，以及在荒漠上体味着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个人”。

望不到边际的荒漠与渺小绝望的个人形成巨大的对比，荒漠吞噬个人的阻碍力量令人不寒而栗，那是躲在我们每个人背后的不可言说的巨大阴影，我们试图逃离它的控制，但总是狼狈地落败。

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电影和电影院的存在，就如久旱后的甘霖，或是旱地中的水井一般。

不信？

请看观众们对胶片的到来有如迎接神明般的热情！

再看观众们观看电影时的深情凝望！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单纯的凝视，我们望向电影的热切目光，投射的是我们每个人对一个应许之地的渴望和想象，我们在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平等对话，或更简单，我们只是奢求短暂地逃离周遭的现实，转而寻求对一座海市蜃楼的在场。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张艺谋是如何拍摄范电影等人抬胶片进影院的，我们就会惊悚的发现，那是拍摄抬棺的仪式和方法。

刻录着希望的胶片被笨蛋农夫驾驶着牛车一路拖拽，差点就惨遭毁灭；重生的胶片，画质和音质大大受损，失声，失真，再不复它真正的模样。

与其说这是张艺谋献给电影的情书，不如说是他写给电影的挽歌。

哪里有情歌充斥着平淡却永恒的绝望？

再谈人物。

我们会发现，片中每个角色都是无名之人。

范电影，刘闺女，刘弟弟，张九声……失去了名字，就失去了“存在”之存在的前提，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非“人”。

而被剥夺了名字的角色，是每一个被历史的真相淹没的小人物，是每一帧被狂风和黄沙吞噬的胶片。

张译所扮演的劳改犯是下放到农场的知识分子，他的女儿为了跟他划清界限，拼命表现自己，跟大人抢着背送面袋子，因此亡故，而他为了见女儿这一秒钟，甘愿冒险行凶。

柔弱的知识分子和故作凶相的坏分子之间的落差产生的巨大讽刺感，都化作张译在初看到女儿影像时长久的沉默哭泣，令人潸然泪下。

而范电影则代表着另外一种可悲的时代尘埃，为了守住他仅有的权利和荣耀，他通风报信，他搬弄是非，为的是自保，是不为人鱼肉罢了。

张译和范伟的表演一如既往地精彩，刘浩存则显得青涩太多，但结尾处她穿着花棉袄扭着身体跑过街头和沙漠，她的身姿和笑容里面，好像确有几分当年章子怡的影子。

国师是中国第一选角导演，周冬雨已然成为90后女演员第一人，让人不免期待刘浩存接下来的表现。

散场的时候，听到其他三个观众的嘲笑，“张艺谋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就这点水平？

”我摇了摇头。

她们无法与黑色童话共情就罢了，为何不能体谅创作者的无奈？

共情的悲悯之心缺失如此，也无怪我们前进的脚步总是会受到阻绊了。

就像影片中那些沉默的片段，沉默是我们最接近真实的状态；就像我们徒步跋涉在荒漠之中，头顶烈日灼人，脚下无路可循；就像那片沉默在沙海中的胶片，是我们共同的遗像。